近年，中國教育體制及教育觀念發(fā)生了大的變化，這是轉型期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側面。與發(fā)達國家的教育狀況不同，中國教育充滿矛盾，也充滿生機。這種狀態(tài)，單從入學年限、課程設置以及就業(yè)途徑等無法說清。理解這種教育轉型過程中的痛苦及其可能性，必須以近百年中國文化進程為背景。

      以教育為立國之本，中國人有此傳統(tǒng)。晚清康梁提倡改革，以廢八股興學堂為突破口，這既有日本明治維新成功的刺激，也符合中國古已有之的“學為政本”的觀念——這里的“學”，包括文化教育與思想學術�？墒牵�出于對落后挨打局面的強烈不滿，以及對國富民強、迅速崛起的殷切期待，使得這個世紀的中國人，對“畢其功于一役”的政治革命更感興趣，而相對忽略了“百年樹人”�！敖逃�救國”的口號，很快消失在炮火硝煙之中。從毛澤東的“二為”(為人民服務，為社會主義的國家服務)，到鄧小平的“三個面向”(面向現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來)，再到1993年發(fā)布《中國教育改革和發(fā)展綱要》，中國教育總算逐漸走上正軌，但在我看來，問題仍然多多。如果說可能對下個世紀中國的發(fā)展“卡脖子”的，我以為不是經濟學家大聲疾呼的能源匱乏或交通癱瘓，而是積重難返的教育危機。正因如此，在中國，教育不僅是教育家的事情，而是每個有良知有遠見的知識者都必須關注的問題。我不是教育家，只能從一個普通知識者的立場，談論幾個外界感覺新奇的現象。

      首先，如何理解近年中國出現的“學院”改“大學”熱潮。許多國外朋友對此表示困惑，問我為什么要把“化工學院”改為“化工大學”，“師范學院”與“師范大學”到底有多少差別？這個問題應該由國家教委來回答。按教委規(guī)定，“大學”的辦學規(guī)模、師資隊伍以及課程設置等，都應不同于“學院”。在我看來，關鍵不在于這些可以量化的具體指標，而是體現了中國教育路線的改變：由師法蘇聯(lián)轉向借鑒歐美。

      晚清的學制設計者，喜歡說“上法三代，旁采泰西”。前者是門面話，后者才是實情。而“旁采泰西”又往往以日本為媒介，故其清末公布的各種教育章程，受日本影響很深。1902年發(fā)布的《欽定高等學堂章程》明確區(qū)分“高等學堂”與“專門實業(yè)學堂”，第二年，又有《奏定大學堂章程》，規(guī)定大學分經學、政法、文學、醫(yī)科、格致、農科、工科、商科八科，“京師大學務須全設”，外省大學可以酌情減少，“惟至少須置三科以符學制”。這種紙上談兵后來有所修正，1914年《教育部整理教育方案草案》鑒于各地經濟實力及文化基礎參差不齊，主張“大學校單科制與綜合制并行”，不過，在一般人心目中，單科大學總是不如綜合大學正規(guī)。

      50年代初(1951—1955)，學習蘇聯(lián)，進行院系大調整，出現大批“單科大學”，并按其專業(yè)改稱某某學院�！皩W院”之不同于“大學”，就在于拋棄了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確立的通才教育，而改為強調實用性，其中尤以文、理的分離最為突出。減少專業(yè)，強調實用，不只是使得學生知識面過于狹隘，而且由于國家重視“實業(yè)”而忽略文法財經(比如政法系科的學生，1947年占大學生總數的24%，1952年降為2%)，對國家的法制建設及現代管理影響極大。另外，在單科制的學院里，文理滲透以及科際整合無法展開，難以適應現代學術發(fā)展的需要。當然，這與改革開放以來，中國重新面對并接受西方文化有很大關系。在此意義上，我對“學院”改“大學”持歡迎態(tài)度。只可惜中國的事情總是一哄而上，如今的大學改制也有很大的盲目性。

      其次，我想談對近年大學“經商自救”的看法。從研究所辦公司，到教授賣餡餅、北大拆南墻，新聞媒介做了不少渲染，以致成了在國外常被詢問的話題。中國的大學教育長期靠政府撥款，專業(yè)設置以及研究課題，因而也就受制于國家的指令性計劃。市場經濟的發(fā)展必然影響教育體制的變革，大學的課程設置，開始受資金來源和學生擇業(yè)的制約，這是一種幾乎無法抗拒的潮流�？梢�是說綜合大學不搞科技開發(fā)，便容易知識老化，對最新學術發(fā)展不敏感等，這最多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。在我看來，更重要的是政府“沒錢”辦教育，而不得不將大學“部分地”推向市場。并非所有的學科都能靠“轉變觀念”來獲得巨大的經濟收益，比如數學、文學、天體物理等。教育及基礎研究作為國家的“長線投資”，不可能馬上回收。政府也意識到這個問題，不至于愚蠢到要求哲學家去搞“科技開發(fā)”；可研究經費的缺乏及教師薪水的微薄，使得許多大學校長以及各系主任都以“創(chuàng)收”為硬指標，而相對淡漠不能馬上來錢的日常教學和基礎研究。在沒有基金會支持的情況下，將大學教育推向市場，在我看來，弊病極大。目前，整個中國教育界彌漫著商業(yè)氣氛，即使短期內能救急，其后遺癥也相當可怕。真是瞻念前途，不寒而栗。

      再次，我想談談近年發(fā)展頗快的私立學校�！皩W在民間”，本是中國的傳統(tǒng)。自孔子首開私門講學與著述，兩千年來，私學與官學并存。在某些特定時期，前者對中國學術文化的貢獻甚至比后者還大。晚清變法維新，康有為與章太炎在官學、私學之爭問題上意見尖銳對立。前者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變革，“伏乞明降諭旨”，強令民間的書院、社學、學塾改為新式學堂。這種思路，隱含著由政府統(tǒng)制教育的要求。1949年以前，由于政府經濟及管理能力有限，私學仍長期存在。1947年，全國專科以上學校中，私立者占38%(上海甚至達到75%)。中、小學(包括私塾)中，私學也占有相當大的比例。50年代，隨著教會學校的取消與各級私立學校的改為公辦，政府對教育實行了有效的控制。這種一統(tǒng)化的教育體制，以及將學校作為政治斗爭工具的思路，雖有利于“思想改造”，但切斷了民間辦學的優(yōu)良傳統(tǒng)，使得普及九年義務教育根本無法實現。由于教育經費嚴重不足以及教育觀念的轉變，政府開始調整策略，重新允許私人辦學。

      90年代中國教育的一大景觀，便是私立學校的大量涌現。1993年初公布的《中國教育改革和發(fā)展綱要》提出：“改變政府包攬辦學的格局，逐步建立以政府辦學為主，社會各界共同辦學的體制。”基于意識形態(tài)的考慮，境外資金獨立創(chuàng)設綜合大學的步子不會邁得太快，所謂“貴族學校”的提法也會受到某種限制。但總的來說，私學的恢復以及可能的發(fā)展，必將對整個社會的思想文化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。教育體制的改變，短期內是“救急”，即調動民間的資金，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做貢獻。長遠來看，對實現教育的相對獨立，允許并鼓勵多種聲音、多種觀念的并存，進而改變已有的中國文化格局，會有更加積極的影響。

      最后，談談中國的基礎教育問題。把它留在最后講，并非因其不太重要，而是這話題太沉重了，以致感覺頗難開口。前兩天，有位日本朋友指著中國政府公布的1993年統(tǒng)計公報悄悄問我：這是真的嗎？中國現在經濟發(fā)展那么快，為什么還有那么多適齡兒童輟學？到過北京、上海、廣州的外國朋友，大都不能想象中國還有近兩億文盲。單解釋為我們是發(fā)展中國家，教育經費有限，實在不得要領。十年改革，成績有目共睹；唯獨政府對基礎教育的重視不夠，從長遠看是一大失誤。開展“希望工程”以及鼓勵社會各界共同辦學，只能起緩解危機的作用。教育投入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例太低，國內輿論始終不以為然。如果中央政府無法用立法程序來規(guī)定教育的投入，在經濟剛剛起步的中國，“教育第一”只能是一句空話。這方面，國外的報道已經很多，我沒有更新鮮的說法。再說，不曾從事實際的政治操作，不了解政府決策的內幕，只是意識到中國教育目前潛藏的危機，并對此表示深深的憂慮。至于政府的苦衷以及改變現狀的良策妙方，只能請教國家教委，我沒有權力越俎代庖。（1994年初春）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編輯：紅研